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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一个真正的战士 华东师大 供图（下同）

1911年出生于云南，2024年6月29日在上海去世，享年113岁，除了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最耀眼的“头衔”就是新四军战士。他就是施平，一个始终以“战士”的身份，激励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永远冲锋的共产党员。

今天下午，记者走进华东师大，从他曾经工作的岗位去认识、了解和敬仰这个“老战士”。今天一早，校领导梅兵、钱旭红、孟钟捷前往施老家中吊唁，向其家属表达了慰问，并带去了师生校友们对施平老书记的深切缅怀。

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向记者介绍，施平是学校的第七任党委书记（1978年8月-1984年6月），学生时代曾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斗争的，后又奔赴抗日前线。学校档案馆为抢救施平的珍贵史料，曾组织对他做了一次“口述实录”。

在“口述”中，施老说：“我出生于清末民初，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年，爆发了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我的故乡在云南大姚，是个既美丽又贫困的古城。我的曾祖父是明经进士，祖父是贡生，到父代，家道中落，降为城市贫民。我共有兄弟姐妹七人（兄一、姐二、妹一、弟二，我是老四）。十二三岁时我就参加劳动，帮母亲酿酒、养猪、做些零活，帮父亲打马灯照明，起早摸黑下乡行商。读小学时，我的成绩甚优，尤其是数学，老师出的难题，我都能解答。1926年初，年仅15岁的我跨出家门，告别大姚城，徒步三百多公里山路来到昆明，考入有名的成德中学。1929年春，跳级考取了云南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预科一年级，于是转学进入大学读书了。读了一个学期，暑假开始前，我突然接到母亲的来信，说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继续供我读书，从此我便开始漂泊，闯荡世界。1931年春，我考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南京金陵大学，因学费贵，这年秋天，我转考入了杭州的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九•一八’事变爆发，浙大农学院率先成立全院性的学生抗日会，我被选为主席，随后我带领杭州市2000余名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我又和同学们率先发动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学生集会并通电全国支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我还被选为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和杭州市学生联合会主席。1936年6月，我从浙江大学毕业，科学家竺可桢校长亲自给我们颁发毕业证书。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被派到浙江地区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1938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我主要从事宣传工作，用自己的笔杆子与敌人作斗争。我有多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刊物上，还曾任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记者、国际新闻社敌后上海工作站负责人、香港分社采访部主任。1941年8月，我进入新四军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1946年至1947年任南通县委书记、县警卫团政委。1948年10月，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那时我在中共中央华中工委，负责筹建华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华中民主青年联合会，1949年3月，我率领这两个代表团，赴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团代会和全国青联代表大会。”

图说：在华东师大留下奋斗足迹

对于在华东师大的工作，施平印象深刻。汤涛介绍说，根据档案记载，放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要把华东师大建设成研究型师范大学。对此，施老还曾留下一段意义深刻的讲话。他说：“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之初，以培养人民教师为己任，那是由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亟待需要教师发展教育的特殊历史任务决定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认为师范大学不仅要为国家培养教师，还应该要培养国家科学人才，培养科学带头人。我们国家只有科学进步，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更何况尖端的科学研究，能够为全人类造福。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培养老师，还要培养研究型人才。1979年，华东师大成立了计算机科学系。开始时遭到一些人反对，他们认为计算机科学是工科学院的研究范围，与师范大学无关。这仍然是那种认为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只能是教中学课程的思想，他们不了解时代的发展已走入信息时代、数字化时代、计算机时代。那时候，在国内的师范院校内设置计算机系，开设计算机课程和科学研究，华东师大是首家，不少综合性大学也还没有成立计算机系。为了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和培养教育科学人才，华东师大在1980年成立了教育科学学院，这是全国高校中最先成立的教科院，它的建立就是为了把全校的教育科研和教学的力量组织起来，统一规划。与此同时，学校还先后新建、扩建了一批科学研究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活跃了学校学术研究的气氛。这些科研机构包括：环境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研究所、文字改革研究室、外国教育研究所、中国史学研究所、计算机应用研究室等。”

新民晚报记者 王蔚